深度
今年44岁的陈久霖毕业于北京大学。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他被调往新加坡接手一家濒临破产的中资海外子公司，2000年这家名为中航油的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2003年净资产已超过1亿美元。2002年，在新加坡挂牌的中资企业当中，陈久霖以490万新元（约合人民币1600万元）的薪酬高居榜首，当时被新加坡人誉为“打工皇帝”。
2004年，中航油在新加坡折戟沉沙，巨亏5．5亿美元。
当风险乍露苗头时，其实只需5000万美元即可解围。
事后如果果断斩仓，亏损也最多1亿美元，然而当时领导们大多在休假，无人拍板定夺。
而在最关键的谈判时刻，领导们有的关机，有的不接电话，错失补救良机，最终酿成5．5亿美元的巨亏，震惊海内外。
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的被捕，使中国四川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川国际”）8年前在乌干达欧文电站项目上遭遇惨败、亏损8300万元的事实重新浮出水面。而“中航油事件”依然余波未平，其后续处置仍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走出去”是当下我国企业界一个热门词语。近年来，包括境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在内的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增长迅猛。然而几次“折戟沉沙”的教训敲响了警钟：进军国际市场必须严防风险。
应对危机怎能容忍低级错误
5．5亿美元的巨亏起初
5000万美元即可解围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加坡公司”）投机期货巨亏5．5亿美元一事曝光，海内外舆论哗然。当跨国经营风险凸现时，企业应以怎样的态度和措施积极应对？中国企业常显得十分笨拙和幼稚，以至犯下“低级错误”，错失补救的良机。
世界著名风险评估机构标准普尔发表评论说：在危机显露之初，其实新加坡公司只需5000万美元即可解围。且不论这个判断是否准确，但是在一些细节上如果新加坡公司及其母公司换一种处理方式，也许会出现不同的局面。
果断斩仓亏损最多1亿美元
然而领导都在休假无人定夺
事件的核心人物———新加坡公司原总裁陈久霖事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了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详情，让人们了解到新加坡公司的母公司中航油集团处理危机的几个细节：“中航油集团2004年10月3日就开始了解到事件的严重性。当时的账面亏损为8000万美元，如果那时集团决定斩仓，整个盘位的实际亏损可能不会超过1亿美元。然而，集团领导大部分在休假。9日，新加坡公司正式向集团提出书面紧急请示。如果当时斩仓，实际亏损应为1．8亿美元。然而直到16日，集团才召开党政联席会议进行研究。”
假如真相果真如此，最值得回味的是中航油集团领导的工作态度，难道真是国企领导“不花自家的钱不上心”吗？
要求最终拍板决策的夜晚
到头来却找不到决策人
陈久霖说，危机发生后，“国内外多家大企业与中航油集团进行过多次接触，愿意支持新加坡公司解决期权问题，其中英国石油公司（BP）提出了两个可以把风险控制在2亿美元内的方案，并对新加坡公司进行了长时间的清盘和谈判。11月，在谈判接近尾声时，BP召集全球董事在纽约开会，审批与中航油集团之间的合作协议，要求集团领导当晚值班，以便最终决策，中航油集团也同意了这一建议。”
“但是，当晚10点，就最后两个细节，我给在国内总部值班的一位集团领导打电话请示时，这位领导说应由集团总经理荚长斌决定。而荚总当时在党校学习，手机关机。集团危机处理小组成员也都不接电话。”陈久霖说，“结果，本来可以通过谈判争取到的利益和减少损失的机会就因此丧失。”
做期货投机生意仅仅是一个人的主意？
陈久霖的一面之词是否完全可信还有待证实，他的说法与中航油集团领导的表态有诸多矛盾之处。但中国的跨国企业没有建立完善顺畅的危机处理机制，遭遇风险时或惊慌失措或束手无策或消极等待的现象是广泛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中航油事件”作为防范跨国经营风险的反面教材，值得深入研究。
危机曝光后，陈久霖说，是具体操控公司石油衍生品交易的外籍交易员和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隐瞒和欺骗了公司管理层。而中航油集团高层曾表态说，新加坡公司基本上是陈久霖一人说了算，党委书记在新加坡两年多，一直不知道陈从事场外期货投机交易。
走出去为什么盈利才是关键
看似天灾背后却总少不了人祸“走出去”
栽了跟头的企业，远不止中航油和中川国际两家，有的是因为战争，有的是因为市场波动，有的是因为受骗。有人视跨国发展为畏途，以为海外布满了地雷和陷阱。
但是专家认为，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最大风险不在外部环境，而在自身管理。很多看似“天灾”，背后却总少不了“人祸”的影子。
2000万欧元收购德国飞机厂
不过是无视成本的炒作
2003年，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花2000万欧元收购德国支线飞机厂一事曾喧嚣一时，却以梦碎告终。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经营研究部主任邢厚媛评论说，这是一个典型的缺乏成本概念的盲目行为。德隆只看到2000万欧元的收购价不高，却没有通盘考虑被收购方的研发成本、债务、现金流等其他因素，更致命的是对未来的市场销售没有实在的把握，以为这个项目符合国家“走出去”的总体战略，到了关键时刻政府会出手干预，自己炒作一把就可以抛出去。根据邢厚媛的判断，最终把这个项目盘活，至少需要2亿欧元。
进军海外赚不了钱不如老老实实呆在国内
邢厚媛指出，很多企业对自己从事跨国经营的目的并不明确。她组织的一次专题调研显示，多数企业在回答“走出去的首选目的”时，填的是“开拓国际市场”。
“开拓市场是对的，但不能为开拓而开拓。”她说，“如果开拓了而没有效益，还不如老老实实呆在国内。首先要明确开拓什么和怎样开拓才能盈利，很多企业根本没有考虑清楚自己的跨国经营行为要付出多大成本，就贸然行事，面子上轰轰烈烈，骨子里却在吃亏。”
国家鼓励做的不一定每家企业都能做
邢厚媛认为，国家对“走出去”的战略意义是明确的，但是国家战略和企业战略是有差别的，企业战略要比国家战略更精确，要符合自身实际。国家鼓励做的，不一定每家企业都能做。不少大型企业，特别在计划经济时代不需要自己制定战略、甚至不需要自己负责采购原材料和销售产品的国企，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头脑发热。
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不同，中国企业一个尴尬的困境是：走出国门经营，必须按照当地市场经济规则运行，而中国企业自身还没有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现代企业制度，思维方式、治理结构、管理水平有种种不完善之处，企业的盲目行为大量存在。
要像对出事的煤矿一样
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投机生意屡禁不止
亏了都是国家埋单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沈丹阳说，尽管国家三令五申，当前在海外从事带有博彩性质投机生意的中国企业仍不在少数。也有企业因“赌”赢了而欣喜若狂，但从近年总体情况看，失大于得。
“每隔三五年，就会有一次大的损失，只是以前亏得没有中航油这么多，社会关注度也没有这么高。”沈丹阳说。
因经营管理原因严重亏损对责任人要严加处罚
据商务部统计，每年我国境外投资额一半以上是国务院国资委管的大型国企作出的。“中航油事件”又引发了对国企跨国经营监管问题的议论。
有专家认为，政府的要务之一是尽快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应当规定，跨国经营的企业，一旦主要因经营管理原因出现严重亏损的，就要像对出现矿难的煤矿领导一样，对直接责任人和企业负责人严加处罚。当然，要赏罚并重，避免出现企业负责人因怕出事而丧失进取心的情况。
出国考察三五天能得到多少有用信息
沈丹阳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看法：政府要转变思路，多做促进性工作，不仅抓审批和政策制定，更要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
他以信息服务为例说，现在常有各地方、企业负责人带队去国外考察市场，一般也就是三五天，要点资料，请当地政府官员介绍点情况，到某企业参观一下。这种考察费时费力，却难以得到可为企业决策依据的有用信息。而一些外国政府的做法是，成立专门的投资贸易促进机构，事先收集企业关心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然后派专人到某国去，进行深入的专题调查，一去就是一个月两个月。回来把调研成果详细汇编成册，所有企业都可以看，这给企业省掉许多成本。
信贷融资无法可依世界上也绝无仅有
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经营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资金使用风险，资本实力是企业规避和防范风险的核心因素。相较西方大型跨国企业，中国企业的资本实力还很弱，支持其从事跨国经营的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而中国进出口银行是此类信贷融资的主要来源。
截至2004年末，这家成立刚满10周年的银行共支持了490个对外承包工程项目、100个境外投资项目，贷款金额分别达到967亿元和234亿元。
知情人士指出，这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仍存在着外部政策和机制方面的制约和隐忧。首先是资本金不足，美、日、韩甚至印度相应机构的资本充足率、风险准备金都远高于中国进出口银行，这造成该行抗风险基础薄弱。其次是筹资机制不合理，缺乏稳定、低成本的外汇资金来源。
同时，这家作为国内企业“走出去”最大资金后盾的官方出口信用机构至今没有专门立法，这在国际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局面导致中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和监管无法可依，严重削弱了其风险防范工作的系统性和权威性。